admin

2021-07-08 15:12

中国古代金银器，在历史尘烟中闪耀着瑰丽光芒。其发展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唐代以前，金银器制作波澜不兴;

第二个阶段是唐代，金银器制作爆发式发展进入高峰;

第三个阶段是唐代以后，金银器制作平和地进入了中国化的过程。

唐宋之间，是金银器制作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文化韵味发生了巨大转移，体现了唐宋之间社会的深刻变革。2019年9月20日上午，

唐代金银器制作高峰与原因与原因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认为，唐代金银器的风格，可用“富丽堂皇”一词概括。他分四个方面论述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高峰与原因，包括继承发展、材料来源、生产制度、丝绸之路。

1.继承发展

任何事物发展的高峰均离不开前期的积累。在唐代之前，金银器制作已成为专门的手工业，容器的生产已经开始;铸造、锤揲、鎏金、掐丝、焊缀金粒和镶嵌等工艺技术已经出现并走向成熟;至唐代，古人对金银采矿有了较深的认识。这些均为唐代金银器制作的高峰奠定了基础。

2.材料来源

齐东方教授强调了历史文献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读史料时唯有基于新思想，代入式地阅读，才能发掘旧史料的新价值。历史文献可以有很多来源，例如，诗词相较于正史，往往可以更直接地体现当时的社会生活。

诸多文献的记载显示，唐代已经出现了专职的采金银者，他们具有对金银矿脉的一定认识，并且掌握了炼银技术。故而，唐代与前代相比，产金、产银量发生了质的飞跃。何家村金银窖藏出土金属渣块和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银渣块”见证了这一变化。

不少考古材料还可体现唐代国家对金银资源的控制。何家村出土了大量金饼、金挺、银饼、银版，有的还有“租庸银”、“东市库”等铭文。二者分别是租庸调制度与东、西市机构的实物例证。在租庸调制度中，税供可以用银两的形式代缴。官府可以通过东市、西市来平易物价。这些均显示，唐代官府掌握了大量金银材料。

3.生产制度

齐东方教授认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特点是，文献较为完备地记载了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故而，考古学不可能起到重建历史的作用，而只能在部分方面进行补充。引用历史文献不会使考古学丧失纯洁性，因为方法无所谓对错，只论是否有效。

《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记载了唐代中央官府的工匠征调制度。全国各地的高水平工匠，不得隐匿，不得以资代役。工匠人员短缺时，优先从高水平工匠的子弟中选拔，选入后不得退出。

考古材料还可对历史文献起到补充作用，复原唐代官府作坊的生产制度。法门寺出土迎真身纯金钵盂的口沿刻铭记载了唐代金银器的生产责任管理制度，工匠、与逐层监工者的身份均可见于此铭。这与汉代的“物勒工名”相比，更进一步，说明唐代官府作坊中存在严格的生产责任管理制度。若收集其他类似的刻铭，还可重建一些工匠的升迁史，可见工匠具有不同等级的“职称”。

齐东方教授认为，原材料的供应、工匠的特殊选拔制度和严格的生产责任管理制，保障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分为三期是立得住脚的。他由此阐释了考古学分期的方法和目的。考古学分期，除应当排定器物的相对早晚序列外，还要找出背后的原因，并进行解释。基于不同学术兴趣进行的分期，在排定序列时应选取合适的特征。由于学者在分期时的侧重点不同，故而分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4.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畅通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各方面的考古资料均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例如陶俑所见大量胡人形象，可谓“万国衣冠拜冕旒”。若言前三点是“万事俱备”，则丝绸之路的畅通就是“只欠东风”。

唐代金银器在内地可以流动，但若从更大的地理视角来看，它们大体分布在三条丝绸之路上(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南海丝绸之路)。外来器物的传入为早已技艺熟练的中国工匠提供了模仿的样本;来自粟特、波斯等地的外国工匠迁入中国，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这些外来元素激发了唐代金银器爆发式的发展。